来自西安的消息同样是传回了广州，引得舆论一片哗然，虽然许多人对于政府这个所谓名义上的国家中央政权都或多或少有着不满。
但实际上华夏联邦现在并没有对其进行多少负面宣传，而是公开在国内寻求和平的统一的道路，只要在理念上认同中国古代圣王道统，就是华夏子民，不以政见不合而妄动刀兵。
事实上党也日渐脱离赤化的体制，而回归古代帝制这种中央集权政治体系，不过还在华联可接受的范围内。就算是关注底层民众生活与利益的红门右派，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与接纳。
但这次西北军、东北军以及红门左派残党份子勾结在一起，发动的这一次针对姜瑞元的叛乱事件，却让国家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死地。
说起西北的局势，也是几经波折，钟泱从地宫收集来的情报资料中得知了西北地方联军这个所谓“三位一体”的联合本质。
东北军于1935年秋入陕之初，颇为地方部队杨虎城将军之第十七路军之忌，有来陕西夺取地盘之嫌，双方士兵亦时生冲突。
张汉卿因为是客军，本身又背着恶劣的名声，虽表示忍让，仍未能排出双方之隔阂。张、杨关系由敌对、猜忌到合作互赖，这其中与杜重远的连番沟通有密切关系。
1935年11月高崇民携杜重远致杜斌丞的介绍信由北平来西安，即致力于张、杨两部上层疏解、沟通。不久，孙达生等红门门徒也抵西安，即负责王以哲之六十七军与杨的联系。高崇民、孙达生颇得杨之信任。
张、杨联合起来共同抵抗中央军的基础迅即奠定，红门和苏俄在这里也是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张汉卿倒是个二愣子，没真才实学，被吉少山一番忽悠，就脑门子发热的带头发动了这次几乎等同于叛变的兵谏。
至于杨虎城，这人与红门的关系已达十年之久。其部下文武官员很多是红门门徒，如秘书长南汉宸，秘书王菊人、王炳南，武人如许权中、张汉民旅长等。十七路军的低级军官和士兵也多受赤化鼓动，狂热而盲目。
而在这一次兵变之中，金陵帝都方面的各方势力都是蠢蠢欲动，姜瑞元还在之时到可以镇压下次。可如今群龙无首，许多跳梁小丑也开始粉墨登场，意图置姜瑞元于死地的政敌，不在少数。
12月14日，星期一。
在风雨良的人格乃至身世就其一己平日观念之复杂，行为之放荡，生活之浪漫，习惯之堕落……不无土匪之遗传”。
随着大段大段文字的行进，贺衷寒还对姜瑞元往死路上将了一军深知领袖只知爱护党国之自由与生命，从未尝顾及其一己之自由和生命……”。也就是说，姜瑞元如果活着的话，那他就是一个愧对“党国”的懦夫。
他一气写了千余字，随即又遍邀南京将领在这份《敬告民众书》上签名，以恫吓西安。这一次签名的达275人。都是些原本被姜瑞元压制得政敌和游离于权力核心外围的边缘人物，炽烈的野望，在一些人的内心之中越烧越旺。
对于贺衷寒而言，哪怕用全中国的气运来陪葬，也必须换取他实现心中野望的机会。
公开信次日在海内外发表。印制它的传单，也再次通过飞机撒向西安的各个角落。同时，洛阳飞机已开始轰炸奉军，战争的恐慌前所未有地笼罩着西安。
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此次签名的275人中，悄悄地少了两个显赫的名字。那就是康泽和戴笠。而两次签名中，都没有蓝衣社首任书记腾杰的名字。
《敬告民众书》发表前后的一两天内，朝天宫“全体动员”，“发动舆论”，全国性的“赴难讨逆”浪潮，像狂风暴雨一般地席卷起来。
12月14日，武汉戒严，干国勋掩耳盗铃地发动了无数“民众团体”集会请愿，要求即刻讨伐西安。十余个复兴社小组组成“救国赴难团”，决定自费前往西安，一时从者如云。规模之大导致了当日火车站秩序混乱，快车晚点达三个多小时。